一部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与邓颖超通信选集》（以下简称《通信集》）和大家见面了。这部《通信集》，共收入周恩来与邓颖超1938年至1971年来往书信71封，连同篇末注释在内约10万字。书信全部根据周恩来与邓颖超保存在西花厅的手稿刊印，绝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书前配有十多帧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栩栩如生的合影照和字迹清秀的几封夫妻间来往书信的墨宝，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珍藏价值。

全书内容丰富，情文并茂，主要反映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书信往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真实感情的流露，具有一种质朴美、自然美。同时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对世纪伟人、模范夫妻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悲喜分担、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的道德品质。

浏览全书，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脉脉柔情，让人感慨万千。

一、《通信集》是人世间罕见的情真意切的两地书，反映了两位革命伴侣在携手并肩为祖国建功立业的历程中浓浓的情、深深的爱。

如八年抗战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大部分时间是在武汉、重庆、延安度过的，为了谋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夫妻二人时分时聚，因此书信成了夫妻之间感情交流的纽带。而且书后多以“凤”、“鸾”署名。当时尽管周恩来公务繁忙，但只要能挤出时间，一定会给“挚友兼爱妻”书信。邓颖超亦是每次送走周恩来后，“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从这些文字中，足见他们夫妻相亲相爱之一斑。

二、《通信集》是反映周恩来、邓颖超工作精神的一个缩影，记录了两位世纪伟人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爱情花朵，并没有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而是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沃壤中。这也体现在他俩的书信中。

十年动乱中，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形势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只有和周恩来朝夕相处的同志、战友、伴侣邓颖超，最清楚周恩来双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最明了周恩来那种“下苦海”、“入地狱”的英勇悲壮的内心世界。因此，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颖超目睹一向精力充沛、儒雅潇洒的周恩来，日夜抱病操劳国家大事，面容憔悴、心力交瘁，也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表达方式———写下许多书信和字条，从心灵上给周恩来以支持和慰藉。如：

“我看你的面容精神是疲惫不堪了，应该休息一下才是！勉强挣扎不是办法。小超即刻三十日下午”

1970年3月31日，周恩来出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夕，邓颖超留给周恩来的字条上写着：“为了能够完成访问的任务，你必须争取在你行前和访问期间，掌握你的身体不要出现波动和变化，这是完成任务的首要的关键的保证。为此，你无论如何要下决心在繁忙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要做最低标准的一点精力储备。”周恩来复函：“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望告杨德中、钱嘉东两同志也帮助注意……周恩来1970、4、4”

以上一封封、一张张浸透着夫妻俩心血的书信和字条，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不惧艰险、坦荡无私的精神境界和磊落襟怀。

三、《通信集》是一面明镜，折射出周恩来、邓颖超一对模范夫妻对老人、对烈士子弟、对亲属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的认真负责态度和浩瀚伟大的情怀。

如对于好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周恩来夫妇非常疼爱，收为义女，悉心培养。1946年，孙维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同年回国参加了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1948年3月初，她准备随军东去前曾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看望周恩来。周恩来看到她历经一年的工作锻炼，有所长进，非常高兴。1948年3月7日，他致信邓颖超：“一个可喜的后代，看着她在成长中，愿她能从你我的修养中学到一些好处，而去掉我们那些从旧社会带来的甚或滋长过的坏处，这就需要你我有意识地教育她。而不要对于自己无批判地给她以盲目信仰的影响。”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书信的内容，《通信集》作了必要的篇末注释。深信这些注释，将对人们了解书信内容、背景有所补益。